来自:（北京劳动就业报）
娇小的身材，白晰的面庞，一头柔顺的不等长短发，黑色的镜框后是一双温柔的眼睛，一条暗红色、胸口有绣花的过膝旗袍裙——第一个感觉，有着“江南女子的灵秀”。可眼前的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一张嘴就显出北方人特有的爽快。明年就要退休的她，至今仍活跃在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审理的一线，且在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坐着处置集体争议的“头把交椅”。她就是本市仲裁系统唯一的一名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仲裁员杨慧。
多年仲裁一线工作的经历，让杨慧有着敏捷的思维和好口才，与她交谈有如行云流水般顺畅。
处置集体争议的“主将”
一说起集体争议案件，很多仲裁员或许都不愿接手。这类案子申请人多，矛盾引爆的可能性高，处理难度大，后续工作也麻烦……可杨慧恰恰相反。她很乐意处理集体争议。朝阳仲裁院遇到集体争议，多由杨慧当“主审官”。
集体争议的确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但也有它的“简单”之处，只要“找到线头，整根线就能慢慢捋顺”。处理集体争议，杨慧早已驾轻就熟、化繁为简。
2013年影响极大的东方家园案就是杨慧审理的集体争议代表案件之一，可以说是涉及员工最多的争议。从全市来说，该案涉及东方家园集团下属7个公司的上千名员工，仅朝阳区就来了225位当事人。这些申请人以“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合同”为由，要求单位再支付补偿金。接到此案之初，仲裁院领导即“点将”由杨慧负责审理。
首批开庭的有37人，这些人也是“不同意调解”态度最坚决的人群。当时，东方家园负责人还处于“失联”状态，缺席审理时，杨慧不知道申请人手中有离职协议。开完庭后杨慧旁敲侧击得知了实情，可有的申请人说没有协议，有人说协议在老家拿不回来，坚持要求裁决。经过详细了解，杨慧发现，立案的225人中约9成都签了离职协议。多方周折联系到公司负责人后，公司反馈的意见也是同意按离职协议内容调解。“如果第一批37人的仲裁请求处理好了，后续将近200人成功调解的可能性就更大。”厘清思路后，杨慧花了一周的工夫，依法为37人出具了分析缜密的裁决书，使众人心服口服。有了第一批处理的情况做参照，后面果真顺利多了。当许多人看到裁决金额甚至低于离职协议中确定的补偿金额时，“求裁决”的心动摇了。37份裁决书成了成功调解的“催化剂”。
后来还出现点儿小波澜。有少数几人当庭反对，“我不同意按离职协议走，如果愿意接受协议内容我还会到仲裁来？”一时间场面有些尴尬，也有些火药味。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杨慧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心平气和地引导不愿调解的申请人先到仲裁庭旁的房间等候，“我先帮愿意调解的申请人确定调解方向，然后咱们再细说。”杨慧的这一行动其实蕴藏着一个处理集体争议的诀窍——“内部瓦解，各个击破”。不出所料，当从开着的门往外张望，看到越来越多达成调解意向的旧同事们带着满意的神情离去时，这几位拒绝调解的申请人坐不住了，还没等其他人调解完结，就自动排队等候做调解书了。
最终，东方家园案除最初出了37件裁决书外，之后开庭的122件均成功调解；还有66件没有开庭即通过其他人的影响顺利解决。仅有2人因特殊原因没调成。一个原本影响颇大的集体争议，在杨慧手中温和地解决了。
近两年，朝阳仲裁约1/3的集体争议都由杨慧成功处置，且无一起投诉情况发生。
调解界的“宝马”
调解是近年来处理劳动争议大力提倡的一个手段。它既能使劳动纠纷快速得以解决，节约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又有利于营造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提到调解，朝阳的仲裁员们这样形容这位老大姐，“杨姐就是调解界的一辆宝马车，调得快，成功率也高。”
作为资深仲裁员，关于如何调解，杨慧自有一套心得：比如，细致耐心，不厌其烦；法、理、情巧妙融合，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懂得安抚双方情绪，善于攻心，对症下药；做到对案件事实、法律规定和当事人心理三个“心中有数”；坚持公平公正……“对当事人展开背对背调解时，双方的调解意见就像一棵小树，我们就是园艺师，合法的枝条保留，不合法的枝条毫不犹豫地剪掉。”看似简单的原则，要想遵循却非一日之功。多年来的实战、摸索和总结，才让杨慧开展调解得心应手、举重若轻。
有一起17位建筑工地农民工讨薪的案子很典型。17人先后到住建委、派出所、劳动监察为自己讨说法儿，最后来到仲裁状告发包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包方提供了与承包方的协议及工资发放委托书，证明已将发工资所需的款项打给了承包方，17人应告承包方。而承包方为避免与发包方产生矛盾，也出庭做证“是我们的原因造成部分工资没发”，在此情况下17人撤销了申请。事情峰回路转。当农民工们再次申请仲裁，要求承包方支付欠薪时，承包方玩起了消失。当时农民工手中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承包方拖欠了31天工资。按理说，没有证据，承包方也发过工资，可能农民工的申请连一分钱也不会支持。但是心细的杨慧接手此案后，详细了解了前因后果，调出上一次的仲裁书为据，联系承包方并提醒他，“当时您出庭做证说有部分工资没发，已记载在案，无论如何是推不翻的。如果现在您仍拒不支付，在发包方那儿会留下更恶劣的印象……”。晓明利害，权衡难失。杨慧快速实现了成功调解，承包方最终支付17人近3万元工资。
近几年，杨慧的成功调解率一直居全院前列，占朝阳仲裁成功调解案件的半数。
“黑”代理的“克星”
不只是依法审案、裁案，有时还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与“黑代理”做斗争——仲裁员们间或碰到这样的烦心事。而杨慧不惧。
某物业公司两名员工，在没有经过公司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将公司购置的玻璃用车运回了家。事发后，公司以“偷单位东西违反了规章制度”为由与俩人解除劳动合同。俩人不服，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仲裁庭上“黑代理”辩解说：“单位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没有依据，是违法的”。杨慧在分析案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的规章制度不可能定得面面俱到，甚至连偷窃这样的细节都罗列在内。本案中，两个人“任性”地将单位物品拿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而且，作为为小区提供服务的物业公司，可能会因为不能及时给业主换装破损的玻璃影响服务口碑。俩人监守自盗，确实可以认定为严重违反了企业的规章制度。单位解除合同，并不违法。
经验丰富、法律法规功底深厚，压得住阵也压得住火的杨慧，让申请人哑口无言，最终接受了裁决结果。“黑”代理克星声名在外。这让在朝阳仲裁周边徘徊的“黑代理”，对杨慧审理的案件尽量避而远之。
做仲裁工作16年，杨慧为化解劳动争议而痴狂，年办案量最多时达8、9百件。后来仲裁院成立，仲裁员增加，年办案量有所减少，但近几年，杨慧仍以年办案4、5百件的数量“战斗在一线”。“真的可以用‘战斗’二字来形容我们仲裁员每天的工作状态。部里、市里对仲裁员的工作量定在年人均办案150件，而去年一年我的办案量就是521件。”
杨慧十分感慨，“我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其实不容易的是年轻的仲裁员们。朝阳仲裁每位仲裁员的年办案量都在4、5百件。如果不休带薪年假，以一年250个工作日计算，日均办案约2.08件，这也就意味着，每天至少得开2个庭、完成2份裁决书。下班时无法按时回家，周六、日也得加班出裁决书。不能病、不能请事假、不能休年休假……每个人就像永不停息的陀螺。但正是大家一起呕心沥血，保证了我院90%的结案率。”
在仲裁战线上，杨慧是年轻同事们钦佩和仰慕的偶像，不只是因为她出色的调解技巧和集体争议的处置，更因为她的“有心”：注重争议的原始状态；证据不轻易关门；“一裁终局”案件的灵活把握……更多的付出，让她在劳动争议审理中游刃有余。有人称赞杨慧是劳动维权的“守护神”。她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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