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劳动就业报）
韩光耀
开栏语
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中国融入广阔世界，让世界发现新的中国。从本期开始，本报开辟“北京人力社保改革40年——见证”专版，述说40年来人力社保工作历程。
改革开放使人力资源配置模式从计划走向市场
40年前人力资源领域的状况年轻一代已很难理解，所以我称为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前，人力资源同其他领域一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就业由国家统包统配，个人没有择业自主权也没有利益驱动，包括大中学校毕业生在内基本上一次分配定终身。有统计说明，那时每个人平均一生流动不到一次。人们把这个体制概括为“一大二铁”：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在低水平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下，靠觉悟和纪律工作，也因此被称为没有“发动机的体制”。这种僵化、单一、没有活力的体制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无论包就业的能力还是让人尽其才的机制，原有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矛盾终于超出了社会的承受程度。“文化革命”结束不久，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党和国家从体制和制度上进行反思，劳动部门和人事部门根据职能分工，从改革就业方针和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起步，开始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劳动部门和人事部门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入有目标、有计划培育人才劳动力市场阶段，共同努力促进人力资源配置模式的转换。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标。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才流动的自由度和工资的市场决定程度。现在就这两项而言我们已经接近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具有优化配置和激发活力两个基本功能。人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历史性转变深刻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就业和职业发展面向市场，竞争择优的理念深入人心，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职业生涯；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为多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没有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就没有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
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使人力资本的价值凸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成为社会的共识；
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改造着不同单位的用人制度和管理理念，合作共赢、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逐步消除了国际间人才流动的体制性、政策性、技术性障碍，推动了中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人才配置的国际化、人才素质的国际化和人才培养教育的国际化。
这种种变化，激发了人力资源的活力，令人欣喜。
改革开放最深刻的变化是解放了人
改革原有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是解放生产力，从激活人力资源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又一次解放了人。解放了什么？解放了人身，解放了人性，解放了人的思想。
解放了人身，是指赋予个人独立的经济身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与个人形成了事实上的依附关系，个人没有独立的经济身份。那时全民和大集体单位占99%以上，单位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行政管理单元，通过全国统一规定的行政关系、工资关系、档案关系、户口关系等手段和严密的组织系统牢牢地管理住每一个人。单位的管理代表国家，个人服从组织是必须遵守的纪律，进了国家的门就是国家的人，从工作分配、调动升迁、工资级别，到退休养老、死亡丧葬、遗属补助都由国家一手安排。人户（户口）一致的管理制度强化了人才的地区所有，人档（人事档案）一致的管理制度强化了人才的单位所有，就业与社会保障高度重合的体制更使得年龄稍大一点的人离开单位寸步难行。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国家倡导人才合理流动，但原有体制的约束曾经成了极大的阻力，个人申请调动单位可以不批，个人申请辞职单位也可以不批，而个人则没有任何办法。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历过一个特殊时期，一是出现“五不要”流动：不要户口关系、不要粮食关系、不要档案关系、不要工资关系、不要行政关系，不顾一切出走。二是为了打破人才的单位所有，支持人才合理流动，人事行政部门授权人才中心对流动的争议实行仲裁制度。《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首任总编王光亚就曾牵头做过北京最初的人才流动争议仲裁工作，尽管是难当的裁判员，但有记载经他们之手协调和仲裁400余起争议案件，有理、有据、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人才的合理流动。破除人才流动的坚冰是从剥离原有体制对人才的种种不合理束缚一点点进行的，人才从单位所有到社会所有，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40年后的今天，劳动者在人力资源市场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契约化的用人制度、市场化的薪酬制度、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和普及，劳动者获得了充分的择业自主权，个人与单位的依附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这是历史的进步。
解放了人性，是指个人可以按自己的价值观和职业兴趣规划自己的发展，而单位的管理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理念，尊重员工，理解员工，激励员工。人力资源是特殊资源，人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不同于任何物质资源。人有生理特征、心理特征，有社会性、经济性、能动性和难以预测的复杂性。改革开放建立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体制，也改造了埋没人才创造性、能动性的僵化机制，回归了人本主义管理，人才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人才都是从配置效率低的地方流向配置效率高的地方，任何用人单位对待人才的吸引或流失都必须反思自身的原因。改革开放使高度集中的行政决策机制转变为分散的决策机制，国家、城市、单位、家庭、个人成为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决策主体和利益主体；改革开放也由过去否认个人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转变为承认个人的合理利益、承认激励机制的作用和利益驱动的合理性；不同层次的就业竞争、在职竞争和稀缺人才竞争极大的激发了人力资源的主动性、能动性。这都是合乎人性的转变。
解放了人的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能动的改造着社会存在。经过40年的努力，新的理念、思想蔚然成风。
发扬改革精神 坚持创新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巩固和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依然需要浓厚的改革氛围、强烈的改革的意识和创新发展的改革精神。
改革是对原有事物的扬弃。什么是改革精神？我理解，一是在批判旧事物中敢于创新、追求发展的精神；二是具有锲而不舍，克服困难的勇气；三是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做事风格。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许多人发扬改革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不断积累的结果。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认同改革目标，打破常规主动谋求发展。
比如体制。以我长期任职的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为例，从1984年6月成立，体制上适应形势经历了几次调整。先是政事合一的体制，对外称中心（事业单位）、对内称人才交流处（行政处室），兼有审批管理（审批人才机构和招聘广告）和流动仲裁的行政管理职能，这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下开始破冰之旅所必须的。之后1987年成为差额预算事业单位、1994年成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局级，意味着社会网络资本增大）），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的发展实行管办分开，剥离了行政管理职能，这都是发展阶段和发展形势的需要。从无市场到培育市场，中心的发展模式无可借鉴，运作的经费也不可能靠国家大包大揽，各省市的中心从体制上百花齐放，各自进行探索。那个阶段提出的口号是三个效益（人才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要，并大量开发了经营性业务，有的业务以企业形式运作，事企不分普遍存在。北京市人才中心不但实现了自收自支，还以自己的积累盖起了人才大厦，没要政府一分钱，也没有贷一分款，曾受到国家人事部的肯定和全国同行的称道。现在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中心的职能回归公共服务，进一步实行事企分开，开始了新的体制建设。中心的体制从建立、变迁到现在的调整，都有阶段的合理性，都是适应改革的变通发展。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再如业务的发展。一项新的业务的产生都是缘于需要而打破常规创新发展的，我亲身经历了很多业务发端的“第一次”。1984年9月1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关闭的露天游泳池边，因陋就简，我们举办了全市第一场人才交流洽谈会，首开全市人才交流洽谈会先河。现在举办交流会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形式，但那时可算是新事物，因为过去信息手段落后，又有按组织系统工作的传统，而人才流动都是脱离原有组织系统的行为，供需双方靠发通知约谈不可能满足群体性流动的需要，具有“集市”情节的供需见面形式于是油然而生，相对旧的方式，这就是创新。1988年2月北京市人才中心在人事系统首开存放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业务，并在全国同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项业务同样缘于社会需要：原有的人档一致的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人才流动的需要，脱离了原单位的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该往哪里放，该由谁来管，成了困扰人才流动的现实问题。尽管在当时管理人事档案有风险、有争论（按传统管理观念，管理档案背后是对人的管理），但社会化管理人事档案的制度最终应运而生，这项业务一年多以后在中组部和国家人事部下发的文件中得到了肯定。再比如，解放思想，需要舆论工具的鼓与呼，1986年元月中心主办的《北京人才周报》创刊发行，市委领导同志为报纸撰写了发刊词。在人才流动初期，这份报纸在全国有着相当的影响。1996年中心再次创办《北京人才市场报》，全国发行，与当时广州的《南方人才市场报》、上海《人才市场报》并称人才市场三大报纸。此后在报刊整顿中要求与行政机关脱钩，广州《人才市场报》撤销，上海《人才市场报》并入《解放日报》集团，《北京人才市场报》变更为由北京市人才中心主管、北京市人才中心主办的唯一留在人事系统的报纸。可以说，如果按照常规职责等待“领导安排”，如果按照风险和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有这些业务的创新发展。
在改革开放中，办事程序在特定的环境中也可以打破常规为发展的目的服务，时不我待，不等、不靠，当然这需要强烈的使命感以及务实精神和担当精神。我经历过这样一件“小事”，印象深刻。改革开放之后兴办合资企业，中国员工到国外开会或接受培训，出国护照该怎么办理？这个今天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时难住了很多在外资工作的人。护照分因私护照和因公护照，办理的事由和手续是不同的。在外资企业工作，不是国家和体制内的派遣，不能按因公出国办理护照；外资企业员工出国开会不是探亲、访友，不是留学、讲学，也不能按因私出国办理护照，那该办什么手续呢？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答复我们北京市定不了，需要请示公安部。谁去请示？公安局主管此事的范处长表示，这是全国性政策，他们不好出面请示，建议我去直接找他们反映，来个电话通知就行。于是我找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领导。他们听了情况表示理解，但他们说，出入境的手续归他们办理，但出入境的政策是外交部定的，必须有外交部的通知。于是，我又“马不停蹄”找到外交部领事司。领事司王司长和一位副司长接待了我，听了我讲的情况当即表示应该解决，两位商议可以比照已有先例的外国驻京商社雇员出国手续办理，即因公事由、办因私护照，并表示会立刻通知公安部。几天后，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我们，外资企业员工出国的手续可以办理了。我回忆这个故事是说明，如果没有改革的氛围，没有对改革开放的社会共识，这个问题是不会在一天内得到答复、几天内得到解决的 。试想，按照正常的办事流程：我写报告向市人事局请示，人事局发函给公安局请示，公安局向公安部写报告，公安部与外交部协调沟通；然后外交部研究，函复或形成文件给公安部，公安部研究形成文件发各地公安局，公安局答复人事局，人事局再通知我们。这样的公文旅行谁也挑不出毛病，但外资企业无论是等待出国培训还是去开会的人大概几个月内不要指望了。改革开放需要社会氛围和从上到下的支持，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很多事情靠个人之力是做不出来的，也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
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在路上，人力资源领域无论是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还是扩大人才开放，健全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都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任重道远。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人力资源领域的同仁们继续发扬改革精神，健全和发展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谋求更大的发展，造福于社会，造福于“第一资源”。
（作者系原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经历
我1977年初到北京市人事局工作，1984年受命组建北京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现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并担任20年中心主任，直到退休。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人力资源领域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巨大的历史性变迁。
1998年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播放了我那时亲历的改革历程，从那时起转眼过了20年，又来到了改革开放40年新的时间节点。作为一名老一代人力资源工作者，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40央企600余岗位选签本市退役士兵年来人力资源领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改革，彻底改变了我国人力资源的配置模式，解放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开放，带来了人才的国际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国际化，带来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融通。
现在我们曾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倍感欣慰，也深切的感悟到，今天我们已经站在发展的新起点上，总揽改革全局，强化改革意识，发扬改革精神，完善和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依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