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保的政策，这其中既有直接加大保障力度的保险政策，也有反哺就业的各类社保免缴、缓缴、补贴政策。这些政策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今后有哪些借鉴意义？北京的社保制度运行情况如何，是否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接受了本报专访。
记者：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北京出台了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困难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一揽子政策，您怎么看这些政策，这些政策能发挥什么作用？
褚福灵：北京市出台的一系列社保补贴的相关政策，对于应对疫情是很有针对性的。尤其针对经营比较困难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失业保险费返还、岗位补贴、社保补贴，主要用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在具体执行中，人社部门规定补贴的发放要符合一定条件，这些指标的设置也是有针对性的，可以筛选出需要补贴的困难企业。例如招收就业困难人员或者是招收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并签订一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才有岗位补贴。另外，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对企业营收、裁员率等指标都有具体要求。
我认为，疫情期间出台各项社保补贴政策很有必要，能够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另外，对于稳定就业岗位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让企业少裁员或不裁员，从这个层面来说，社保补贴政策也是一种积极就业政策，从国家层面，我们一直在倡导积极就业政策，鼓励企业不裁员、少裁员、多用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要尽量支持那些符合市场要求、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尤其对于因意外事件造成暂时经营困难的，就更要帮一把，争取让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生产，这样在企业里工作的人就不会失业，这样的支持会让企业形成良性循环。
记者： 北京出台各项社保措施比较有针对性，比如一次性社保补贴政策，其补贴对象为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企业。相较 “一刀切”的政策，这种做法是否更科学？您觉得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分行业、分类别是否有必要？
褚福灵：我认为分行业、分类施策是必要的。因为各个企业情况有所不同，受疫情影响情况也有所不同。作为首都，北京尤其要根据发展定位，重点支持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比如科技、文化领域的企业，对这些领域中有创造性、创新性、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要给予专门的政策，或者说精准地去支持这些企业。
北京市疫情期间各项社保政策，包括各类社保补贴、失业保险费返还、以及社保费缓缴政策等，对符合北京市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做到了定点的、精准的支持。我认为不但在疫情期间有必要，今后在其他政策制定中，也应当沿用这种思路。
记者：按照人社部要求，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做好北京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的通知》，明确自今年2月起，北京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预计全年将减负500多亿元。您能评价一下社保减免政策吗？
褚福灵：国家出台的社保费“免减缓”的政策，北京市按照顶格执行，具体来说，2020年2月至6月，对中小微企业（包括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特殊类型单位，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将全部免征；2020年2月至4月，对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均减半征收；对于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还可以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最晚缴纳期限为2020年12月20日。
在疫情期间，出台社保费的“免减缓”政策，应该说是有必要的，也能够在这个特殊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面临困难的企业，资金周转方面肯定存在压力，减免一定比例的社保费，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支持企业发展。而且除了“减免”，还有一个缓缴的政策，可能有的困难企业享受了减免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仍不能及时缴纳社保费，这时缓缴政策就能发挥作用了，这个政策需要符合一定条件。总的来说，“免减缓”是有些企业“免”，有些企业“减”，这其中特别困难的还能继续申请“缓”，这些政策形成一个环，发挥着社保化解风险调节器的作用。
当然，关于社保费减免的政策，我认为要分两面看，不仅要看到在疫情期间，这些政策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要慎重看待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的临时政策，要警惕其变成常规动作。关于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明确规定，事实上不应该随意减免，权利与义务相关是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保费不交待遇照发，这只能是特例。当然这一次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社保费减免不会影响参保人待遇，但是从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说，以后对社保费减免仍需慎重。此次社保费的减免，其作用之一就是增强企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觉性和能力。长期来看，我们更要强调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对于社保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记者：您提到今后对于社保费减免要慎重，如何慎重？从长远来看，应对类似的突发公共事件，您有什么建议吗？
褚福灵：我建议相关部门可以考虑设立社会保险风险储备基金，用来应对类似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
我刚才提过，社保减免应该慎重，长期来看，减免之后涉及空账风险，最终后果恐怕仍要参保人来承担。因为社保费跟税收不一样，社保费是用来保障职工权益的，和每个人的待遇是紧密挂钩的。
为此，我认为，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自然灾害等情况时，如果非要在社保层面降低企业成本，可以考虑替缴社保费，用“替”代替“减免”。企业缴费面临困难时，由储备基金替缴社保费用，这样社保的账面才是严谨的。风险储备金的来源可以是社保基金或者是政府财政拨款。
记者：对北京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状况，您如何评价？北京社保有应对疫情、抵御风险的承受能力吗？
褚福灵：近些年，我对重点省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情况做了研究，同时持续发布《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报告》对各省社保制度运行情况做出评价，北京的社保制度运行情况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应该说为全国树立了标杆。
具体来说，从制度建设来看，北京的社会保险制度比较完善，在养老保险方面，建立了职工+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在医疗保险方面，北京已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整合成一个制度；其他各项保险制度也都是相对完备的。
另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北京社保制度运行情况，首先是覆盖面广，北京基本实现了社保制度的人群全覆盖；其次是保障水平高，这里并不是说每个险种的待遇水平都是最高的，但综合来看，各个险种的待遇水平都比较高；第三是具有可持续性，养老保险基金有适当的结余，医疗保险基金结余不算多，但也符合一定资金储备的要求，其他各项保险基金也都具备支付能力，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
应该说，北京社保制度运行情况良好，这本身对于抗击疫情就有重要作用。疫情期间，政府部门要努力去采取措施，去化解疫情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冲击，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但采取什么措施？能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还要看自身的能力和实力。对于社保部门来说，北京的社保制度建设比较规范，同时其运行也处于高质量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采取很多措施，包括减免、缓缴、补贴、失业保险费返还等，这些措施之所以能够出台，跟北京社保的积累和资金储备有关系。通俗地讲，想要努力干，还要有能力、有实力才能真的放手去干。一直以来，北京社保制度和运行情况良好，这给了社保方面出台应对疫情相关措施的底气。
记者：对于社会保障在这次疫情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您怎么看？ 有哪些方面应该加强？
褚福灵：可以说，社保是社会风险的调节器。应对疫情，北京的社保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其目的就是要减少社会震荡，我想这正是社会保险应该发挥的作用。各项措施中，我认为尤其要强化失业保险的作用。
相比其他的险种，失业保险对于经济萧条、社会震荡的作用是最直接的，这是常理，或者说这是失业保险的本能。这次国家和北京出台的各项社保措施中，关于失业保险的有困难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当然还有常规的失业金发放，为了方便人们领取失业保险金，也开通了便利的网上申领渠道。
利用失业保险政策，对参保人、参保单位进行补偿，这符合社会保险权利义务对等的规则。失业者如果缴纳了失业保险费，可以获得失业保险金，这是基本保障。同时，如果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较多，还可以有针对性的支持部分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失业保险费的转化，支持企业发展，失业保险费返还就是这样一种政策。
我认为，对于失业保险的作用，我们要加深认识，并要强化失业保险相关措施，使这项稳定社会的保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